次日，杨海、赵进、刘辉都回家了。
我和王君在录像厅打扫卫生，我们把电视和录像机擦了一遍，王君坐在凳子上点了一根烟慢慢悠悠地对我说：“高寒，从下学期我可能来不了了，我哥给我找了个美术学校让我去上学。”我正不知道怎么给王君说我想把录像厅兑出去，听他说要去上学我高兴地无言以对，一件让自己不好开口的事情突然从别人嘴里说出来，而且他充满了深深的歉意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！
“我正想把录像厅兑出去，正想着怎么告诉你呢？现在正好！我们这几天就关门寻找下家！”我笑着对王君说。
“不是！高寒你不要因为我把录像厅兑出去，这地方挺能赚钱的。”
“我真想把它兑出去！要不然你走了我还可以找人看的，我说真的。”
王君见我很认真地说，心怀释然。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
中午，我到文具店去找许开斌，几个还没放假的初一、初二的学生在那里挑选文具，许开斌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拿。
过了一会儿，顾客走了。我告诉许开斌王君走了，他要去上美术学校。许开斌茫然地看着门外烈日下面杨树的影子，一种无奈的表情充满了面部肌肉：“你们都可以上学，只有我一个人从此就定格在这跟青春无关的生活中。上学的时候我很讨厌教室，我讨厌书本，可是每天呆在教室外面听着你们在教室里朗朗书声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。我多想跟你们一样，每天让老师骂，每天有没完没了的作业。”
“哎！理解！不要那么悲伤，生活是否充实踏实主要看我们是不是努力了，看看你现在还不赖啊！”我试图安慰许开斌。
“不过有时想象也是，我现在也不错啊！”许开斌总能及时调整心态，大抵性格开朗豪爽的人都是这样吧。
“说说正经的，我想把录像厅兑出去，你的文具店怎么办？”
“哦！你说这事情，我已经谈好了。我的文具店有人出价一万五要盘过去，过几天他凑齐钱就可以了。录像厅的事情还在谈，我要了一万五，那人只能给一万，你看怎么样？如果可以现在我把他叫来，你们商量商量。”许开斌说。
“我看可以，你把办营业执照的事情搞清楚了没？过几天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就去城里，要不咱们去趟省城看看。”
许开斌听我说去省城一下来了劲：“真的！我还没去过省城呢？”
“我们去省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拿到县城来买？”我一边点头一边说。
“营业执照的事情我早就打听好了，只要一个身份证就可以解决问题。”
几天以后，文具店和录像厅都兑出去了。
那年是一九九四年夏天，我赚到了六万多块钱，许开斌赚了七万多。谁能想到两个毛头孩子竟然怀揣巨款。回到家我妈还在骂我说，考完试也不知道回家，在外面吃不上饿死咋办？
那是一个充满了等待与激情的夏天。整个村庄被绿色包围的严严实实的，我光着脚，裤腿挽到波膝盖，在烈日之下的耕田中锄草，汗水一滴一滴的从脸上向下流淌，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累，看着身后整整齐齐的麦田，我心里充满了生于土地长于斯的充实感。
人们都在想着过殷实富足的享受性生活，可是脚踏在土地上的我们，总是忘了在获取殷实富足生活时，付出劳动得到的农家田园诗般的精神享受。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想过，甚至是为了吃饭穿衣才劳动，要花钱才赚钱的。所以我们经常因为劳累困苦而觉得生活困苦不堪，觉得生而不逢时机，命运多桀。
悲观论者总是散发人生命运苦难说，时常抱怨命运的不公。可是他们没有想过，人生来是快乐的就像鲜花一样，虽然美丽只有一季，但她还是绽放在我们面前。因为她也有生命，生命就应该快乐，而我们当生如夏花。
眼前的麦田虽然有杂草缠身但它们不屈地扎根于泥土中，疯狂了似的摇曳着弱不禁风的身姿不停地跳舞。我甚至想甄珍现在在做什么，她是不是也在麦地里看着绿油油的麦田，金灿灿的向日葵执著地追逐着太阳。呆呆地在那里自言自语：为什么呢？向日葵会那么喜欢太阳。阳光难道是生命之源吗？
想着这些，我不禁笑了。
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农民，土地对他而言就是生命。他经常对我们说：不要忘了土地，是她养育了我们！
很快，学校出了中考成绩榜。甄珍名列全校第三名，我大喜如狂，这是她应该得的。而我是第十名。杨海，赵进虽然在后面，但是继续高中的学习应该是没问题。刘辉考得很惨，上高中的希望几乎是零，他继续上学的希望破灭了。
过了几天我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，父母很高兴说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。
这个夏天父亲做起了农副产品生意，城里有几个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厂长是父亲的同学，他们把我们这个乡镇的收购任务交给了我爸，爸爸雇了几个人帮忙。
我考上县城一中他感觉很自豪，一天他给了我两百块钱说：“到县城去看看，熟悉熟悉那里的坏境，九月份你就到那里去读书。”
我刚想说我在县城多呆几天行不行，爸爸骂道：“犹豫什么！你去不去？去多玩几天再回来，家里也不缺你帮忙。”
我高兴地应声，临出门时我妈又悄悄塞给我一百块钱。他们那里知道我已经赚了足以让他们惊讶的钱，可是我不敢告诉他们。因为父母担心孩子总是有好多莫名其妙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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